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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用死亡来反抗对她人格的侮辱和宣示自己的贞洁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一家三线工厂工作了很多年。这家工厂为什么会建在贵州乡下的大山深处,完全是因为伟大领袖的一时气愤。据《炎黄春秋》介绍,我们这间厂原来是为阿尔巴利亚准备的。当时我们中国有两个最凶恶的敌人,一个叫美帝,一个叫苏修,这两个坏蛋搞得我们国家好苦啊。阿尔巴利亚是当是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最铁杆盟友,号称山鹰之国,被中国尊称为“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当时还流行一首很有名的歌,叫《恩维尔——毛泽东》。恩维尔. 霍查,就是阿尔巴利亚当时的总统,一个刚愎自用的极权主义者,和我们的伟大领袖并相提论。阿尔巴利亚对苏修虽骂的很凶,其实一点底气都没有,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弹丸之地,人口只有两百多万,却成天穷兵黩武,喊打喊杀的,典型的一个流氓无赖国家。
  
  1970年的一天,当时中国驻阿尔巴利亚大使耿彪和阿尔巴利亚总理巴卢库一同考察中国援建的企业时,阿总理要求中方尽快将原来答应援建的这间厂给他们建起来.耿彪对阿尔巴利亚无穷无尽地向中国开口要钱要物的做法早己十分厌恶,便问巴卢库,你们向中国借了那么多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归还?巴卢库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归还。耿彪非常生气,但他没有当场发飙,他毕竟是大国的使者。回国述职时耿彪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毛主席也很生气,说那就不给他们了,作为三线企业留在国内吧。就这样,这间厂最后选定了贵州的一个大山深处。
  
  我们厂的生产线在当时国内是很先进的,150米回转窑,干法生产线。援助朋友,我们中国人总是掏最好的东西。不过我们援助的这些朋友,除巴基斯坦等个别国家真心对我们友好以外,大多都是些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其中以越南和阿尔巴利亚为甚。
  
  我进厂的时候厂子己经建好,但生活设施极其简陋,工人们住的都是黑色的牛毛毡搭建的简易席棚。工人来自五湖四海,青工自然是来自贵州的各个地区,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来自山西大同。而大同水泥厂的前身则是日本人在东北建的一家老厂。有些老工人在日本人的厂干过,继承了一些日本人很荒唐的生活习惯。有一次我到我们车间主任家去汇报工作,大约下午五点过钟,我们车间主任正一个人吃饭。他一人正坐在一个小方桌边喝小酒,下酒的有炒鸡蛋和花生米,还有一碗海带炖排骨和一小碗的青菜。现在看起来不过是很平常的家常菜,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已是很奢侈的生活了。那时我们经常吃的都是黑豆炖海带,其中并没有排骨。黑豆原是用来喂马的,我们称为马料豆。我们的车间孙主任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听我的汇报。我口水直流,他家里的小孩也口水直流,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享受这样的高级待遇,小孩老婆只能在他吃完后,再吃些青菜萝卜之类的简单饭菜。这和我们家的价值观大大不同,在我们家,父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吃。后来听说这些生活习惯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我们车间主任曾在日本人手下干过活。
  
  工人的生活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干部和技术人员住在半山上,是红砖修的平房。青工们住在山沟和山脚下。当时的技术人员来自各大学分配来的学生,这些知识分子为我们居住的地方取了一些气势磅礡的名字。住在半山腰的起名叫威虎山,靠近水塘边的叫柬埔寨,在河沟边的叫夹皮沟。现在这些地名仍然在沿用。
  
  厂里的两个回转窑有两根60多米高的烟囱,几年下来,烟囱顶上结了厚厚的烟尘,严重影响烟囱的排烟功能。那烟囱底部有十来米的直径,到了顶端,直径只有两三米了,更恐怖的是烟囱顶端在风中有些小摇晃,在上面干活,不用说有恐高症的人,就是一般的人上去小腿都会打颤。谁也不愿意爬上那么高那么危险地方去干这种高度危险的活,烧成车间的主任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制成车间有个叫猴三的瘦小子善于爬高。说起这个猴三也是一奇人,本姓肖,采药家庭出身,从小跟着父亲满山采药,在悬岩峭壁上闪展腾挪是家常便饭。当时二十三四岁吧,但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过八十来斤,身轻如燕。大家叫他猴三,在贵州话中猴三就是小猴子的意思。平日里他登高爬低,如履平地。为了炫耀自己的功夫,曾爬上极险极滑好几十米高的避雷针塔。烧成车间主任通过制成车间主任找到这个猴三,希望他能上去清除掉这些影响生产的粉尘,但这家伙一口拒绝了。没办法,事情上报到厂部,军代表把烧成车间和制成车间主任及猴三叫到办公室,对猴三说,听说你很会爬高,你去处理一下烟囱顶上的粉尘吧。猴三一口回绝了军代表的命令,说不去,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军代表的脸顿时马了下来。烧成车间主任一看事情搞僵了就更难办,就说你可以提提你的条件。这个从山沟里来的穷小子,这点是事对他来说本来就不是事,原来村子里几丈高的大树,他噌噌几下就爬了上去。猴三低头想了一下说,那好,你们非要叫我上也行,那要给我五斤猪肉,军代表说,行,那小子想了一下说,还要五斤白糖两斤苞谷酒。军代表说行。那小子又想了一下说,还要一丈布票。军代表说还有没有,这小子紧张极了,怕军代表骂他。没想到军代表大喜过望,不就是几斤肉,几斤糖嘛,马上叫人准备这些东西。很快猪肉、白糖、烧酒、布票都拿来了,军代表说东西都放在这里,你干完活就来拿吧。猴三大喜过望,说干就干,这小子和烧成车间的主任来到烟囱下,在众多工人的呐喊声中,带着一根绳子,顺着梯子很快上到烟囱顶,先将腰上的绳子拴在烟囱顶边沿上的钢筋上。然后用一支小钢钎三下五除二就清理干净一只烟囱上的厚厚烟尘,第二只烟囱上的烟尘也很快搞定。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居然很快解决了,军代表很高兴,说多发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作为奖励,并叫财务科马上执行。这猴三幸福的都傻掉了,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就这样砸在了他头上。他带着当时很稀罕的肉、糖、布票还有奖金等,飞快地跑去哄他心仪已久的一个寡妇去了。
  
  二、军代表与峒室爆破
  
  我们厂在军代表主持工作时曾搞过一次很大的峒室爆破。军代表都是一些部队的下级军官,他们对工厂生产一窍不通,却有军人特有的大胆精神和冲锋的猛劲。驻我们厂的军代表是一个目光阴沉,性格粗暴的家伙,十分执着,喜欢骂人。
  
  我们厂的主要原料是石灰石,其次是2氧化硫和铁粉。后两者只占百分之几。厂子为什么选在大山深处,一则是为了战备考虑,二则是这里有无限量的碳酸钙可供开采。
  
  厂子移交生产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原料的开采。开采原料有几种方法,一是从浅层开始,用挖掘机控开地表,就可以通过打孔机打出一至两米深,直径有碗口粗细的孔洞,然后装入炸药爆破,然后用铲车将炸出来的石头铲进运矿石的车里运走就行。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来的快,很快就可以开采出石头,缺点是产量小,当时厂里才有屈指可数的几台矿山机械。第二个方案是峒室爆破,就是从山腰里打进一条巷道,然后通过巷道炸出一个教室大小的装药室,将几十吨炸药一古脑儿地塞进去,惊天动地的一爆,可以炸出数以十万吨计的矿石。但这个方案要实施进来非常困难,第一是要计算出岩石的硬度、密度、厚度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通过一系列精确的计算,精准地选定峒室炸点。偏了深了浅了都不行。第二个困难是要在山腰深处炸出一个教室大的峒室来,加上隧道工程量相当庞大。主持厂里工作的军代表是一个副营长,年青,也就三十来岁吧。在讨论方案时,很多技术人员和老干部都认为这一方案太冒险。搞不好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但军代表从矿山车间走了几次回来后,坚定地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在会上,大家争论不休,一些老工人主张不能这样蛮干,一些年青的技术人员却支持军代表的方案,认为可以一试。双方争论不休。军代表最后将问题提到是否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上来。于是,一场技术争论被无限上纲,反对者只好缄口不言。
  
  事情在军代表威严的发言中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是如何组织实施的问题。对于那些从老厂调过来的老工人来说,在山腰炸一个高一点二米,宽不到一米的洞不是什么难事。难的在于除渣,按规定炸十米以上的洞室就应该安装铁轨,用矿车除渣,但厂子新建成,根本就没有小铁轨和矿车。在动员大会上,军代表再一次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军代表慷慨激昂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这点困难吗。”不就是一次峒室爆破吗?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都走过来了,我们的困难能和红军长征的困难相比吗?我们一定要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敢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军代表宏亮的声音,经过麦克风放大若干倍后传出来,在群山之间回荡。那一连串的排比句,那极为煽情的语言,听上去真是令人热血沸腾。事实上工厂生产和红军长征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什么事只要和政治扯到一起,就具有无坚不摧的杀伤力。
  
  施工开始后,军代表第一想到的是组织突击队,将厂里的几百年青人组织起来,大兵团作战,三班倒轮流施工。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强烈反对,认为必须组织有经验且精干的施工队伍进行施工,但反对无效。青年突击队很快组织起来了,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没有除渣用的小铁轨的矿车,就用撮箕抬出来。每两小时换一次班。没有大功率的排风机,就用小风扇排烟。除石渣用的撮箕并不大,装满也不到一百来斤,少装一铲也就五六十斤。但要在一米二高,硝烟弥漫的小洞中将这些石渣一撮箕一撮箕地抬出来,真是一件无比累人的苦活。开始我们都是用手抬,但腰无法直起来,抬几次腰就痛的不行。只好改为用背背。但腰依然痛的不行。现在我常年腰痛,有时腰疼致使我的腰弯得像个大虾一样,就是当年当突击队员时留下的后遗症。这份工作严重伤腰姑且不论,更严重的是爆破后没有排除干净的硝烟严重地伤及心肺。由于爆破产生的硝烟没有排除干净。进洞后只要吸上几口硝烟,人就差不多窒息了。那活真不是人干的。开工近月,隧道只掘进六七米,很多人连班都上不了啦。除石渣的突击队员们个个叫苦连天,有的甚至不辞而别,卷起铺盖走人。我干了四天以后腰就直不起来,只好到医院开病假条。军代表见形势不对,采取了几项有力的措施,一是大力改善伙食,从外地运来冻猪肉,保证突击队员每天都能吃上肉。第二是两小时换一次班改为一小时。第三是组织慰问队前来慰问。军代表亲自带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由二十来个能歌善舞的年青男女组成的表演队伍,那时任何一家大一点的企业都有这样的组织,来到施工点慰问演出。但载歌载舞的姑娘们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由于排风不畅,硝烟在峒室中经久不散,很多突击队员吸入了大量的有害气体和粉尘,干了几天后就真的躺在病床上。
  
  军代表的一意孤行引起了众怒。一位老干部将问题反映到了建材工业部,建材工业部的一位姓白的副部长来到我们厂。这位姓白的副部长是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出身,1955年被评为少将军衔,后转地方工作。军代表在他面前连新兵蛋子都算不上。我在食堂见过这位白部长,在我的侧面的一排拿着一个搪瓷碗排队在窗口打饭,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瘦小老头,穿着一件洗的发白的蓝卡其布中山装,理着一个板寸头,全白的头发如钢丝般根根直立,双目炯炯,不怒自威,这是我平生近距离见着的最大领导。大家都用敬佩的目光看着这位老红军出身的白部长。
  
  白部长严厉批评了军代表的瞎折腾。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将工程进行下去。白部长从北京叫来了专家重新测量计算,又从煤矿上借来了矿车、铁轨,抽风用的风筒,大功率的排气扇,注水式凿岩机等先进设备,并请了矿上有经验的老工人,重新组织了一只以老矿工为主的施工队伍。遂道也由原来的一点二米高改成了高两米,宽一点五米。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在山腰掘出一个长约六十多米的遂道,并在山腹中开凿出一个可以装70多吨炸药的峒室。要爆破那天,全厂从军代表到学徒工,都紧张的要命,厂里的广播反复提醒大家不能外出,上午九点五十分,警报拉响了,在一阵凄厉的警报声后,大家纷纷将手指塞进耳朵内,只恐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震坏了耳膜。十点正,爆破开始了,我在房间内,只感到从脚下传来一阵强烈的震颤,像强烈的地震一样,大地呈波浪状起伏,房子也在摇摆,随后是一阵沉闷的声音从地心深处传来,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样惊天动地,但大地的震颤却持续了好几分钟。几分钟后,我们从室内跑出来,只见满天灰黄色的尘埃正慢慢散去。后来听说爆破十分成功,是当时国内装药量最大的爆破,一举解决了我们厂好长时间的原料问题。其实这次爆破并没有将石头炸的满天飞,而是将石头炸松了,有的用挖掘机就可以直接挖取,有的还要进行二次爆破才能取到石料。据说这是那次爆破最成功的地方。有时,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差,一次并不完全正确的决断,却无意中摸索出当时峒室爆破的一条新路,真真是应了古人的那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了。
  
  澡堂与洗澡
  
  我们厂两千来号工人,百分之八十是从贵州各地招来的年青人。在厂里当工人,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洗澡首要的任务是去掉身上的粉尘,还有就是解乏。泡了澡堂出来后,人真是神清气爽,精神昂扬。
  
  澡堂是一栋灰色的建筑,由锅炉房和澡堂组成。澡堂房顶上有很大的气窗,专门用来排放澡堂的蒸汽。男左女右。男澡堂一进去有一更衣室,一排排的木架子用来放衣服。掀开门帘,就进入了澡堂。澡堂内有大小两个用水泥砌成的水池,没有什么瓷砖的镶嵌,全是水泥的杰作,用的时间久了,却也十分光滑。大水池水比较热,有二十来个平方大小,能同时容纳三十来人,主要用于泡澡用,小水池也能容纳十来个人,水凉一些,用来醒泡乏了的身体。
  
  一到周末,女工们就端着搪瓷的脸盆,里面装着香波,换洗的衣服,披着长发,趿着拖鞋来澡堂洗澡。这时是来洗澡的男工们最兴奋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女工洗完出来,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小脸蛋红扑扑的,披着长长的头发、扭着柔软的腰肢,风摆柳似的在男人们面前缓缓走过,平时看上去和村姑差不多的女工,此时个个显得风情万种。不少男工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女澡堂门口那些进进出出的女工,女工们大都装作很正经的样子,目不斜视地进进出出。有的女工见到心仪的男青年,温婉地回眸一笑,更是令众多男人魂飞魄散。
  
  在男澡堂里,男人们大声议论着他们心目中的女神,议论到高兴之处,大家轰然大笑,声震屋梁。
  
  洗澡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澡堂里放声高歌呢。那时的洗澡和现在的冲凉完全是两个概念。在大池洗澡,一般是分三个步骤,第一是先扑通一下跳进大池中,泡的全身出汗、发红。第二步是相互之间的搓背,找不到搓背的人就自己拿条毛巾搓。然后再泡。第三步才是在水龙头下冲洗。人在澡堂里,热水泡着,全身光溜溜的,就想做点什么,于是唱歌就成了洗澡时人们的首选。由于水池里的水有一种音箱的共鸣和放大作用,澡堂里回音总是很大。在澡堂里经常可以看到的一幕是,一群光屁股大汉,在澡堂里放声歌唱。一般情况是,开始只是一个人哼着,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哼,最后形成大合唱。歌词却是始终分辨不清。大汉们的放声高歌,个个都意气风发,狂飙男高音,那气势,简直是要把屋顶掀下来还不肯罢休。没有在大澡堂洗过澡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更多的时候是大家都在无意地,悠闲地哼着不成调的小曲,随意聊着无边无际的话题。这些话题不停地分岔,越走越远,它们影影绰绰地飘浮在澡堂中,忽浓忽淡,最终消失在澡堂湿热的空气中。有时聊着聊着,聊崩了,恼差成怒的一方就在澡堂里挥起了老拳。另一方当然也不会示弱。结果常常是两个大汉扭成一团,大家在旁边起哄。由于地滑又没有穿衣服,摔的鼻青脸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曾见过在澡堂里打架的火爆场面。那天我下班走进澡堂,刚脱了外衣,只见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屁股大汉,嫌一年青小伙挡着他的道,将一只燃着的烟头塞进他还未脱下的衣领里,那年青人顿时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小脸瞬间抽搐变形,惊跳着摔出了烟头,像豹子一样地朝那大汉扑去,对手尽管是厂里以打架闻名的一霸,但由于没有穿鞋,地滑,被小伙子一个虎扑就摔了个饿狗抢屎,他刚爬起来,那年青人迎面又是一记冲天炮,旁边一个人伸出脚绊了那大汉一下,那大汉像个巨大的面袋一样仰面倒下,头砸在水泥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那年青人上去对着他那肥硕的大脑袋就是一顿猛踢,那家伙抱着头满地打滚,像被杀的猪一样的嚎叫。那次打架年青人稳操胜劵的关键在于没有脱鞋,所以下盘稳。大汉用烟头烫人,理亏在先,众怒难犯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那凶恶的大汉被那年青人打了一顿后还真萎顿了好长时间,见到那年青人就绕道走。
  
  有时候,有家眷的男人在泡澡堂时也会带自家的小男孩来澡堂洗澡,小孩子们尖叫着,甩着小鸡鸡跑来跑去,成为澡堂的一景。有些小孩往大池里跳,常常被大人们喝止,说小鸡鸡不长毛的不准进大池。
  
  在澡堂洗澡,己成了我的一种奢侈的回忆。现在我在家里冲凉,三五分钟就搞定,主要是为了冲洗掉身上的燥气和汗水。我这平凡的身子,平凡的四肢,很难再回到那青春洋溢,活力四射的年代了。我不再年轻,但远未老去,千万根头发还在生长,患关节炎的双膝“嘎吱”微响,颈椎骨刺轻轻抵着只能以想象感觉到的某处。心脏在缓慢而沉重地跳动,疾病在身体深处慢慢抬起它那狰狞的头颅,但生命之神还在一旁坚忍地秉灯守护。离大限的日子虽然并不遥远,我仍然要努力快乐地生活下去。
  
  女工之死
  
  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当一个你身边熟悉的年青生命突然以一种惨烈的决绝方式消失时,你会感到生命的无常和人世的悲哀,你会诅咒那导致人性毁灭的黑暗。我们车间一个年青漂亮的女孩,就是因为军代表的一顿臭骂,。时光己过去了四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不胜唏嘘。
  
  这个女工叫王小妮,在车间里当化验员。一个漂亮的贵阳姑娘,死时十九岁。是上吊自杀的。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她的音容相貌,娇小玲珑的身材,一根大辨子有意无意地搭在胸前,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似乎总是带着疑问,一笑两个小小的酒涡。王小妮因为人长得漂亮,又爱笑,喜欢帮助人,大家都很喜欢她。
  
  两千多职工的厂子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加上家属估计再怎么也有三四千人。当时贵州的三线企业大都是建在大山深处,各自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小社会。厂里分为几个阶层,第一是领导者阶层,包括车间以上的领导干部,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是说一不二的军代表。这是厂里的最高阶层。第二是管理阶层,各机关和车间的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第三阶层是老工人。这些北方调过来的老工人是车间的技术骨干,厂里对他们还是比较尊重的,安排家属就业,子女上班。很多老工人调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安排家属和子女。这三个阶层是厂里的领导和核心力量。第四阶层是从贵州各地招来的青工。这些青工虽然是在底层,但人数却最多,至少有一千五百多人,而干最苦最累的活的也正是底层的这些劳动者,这也和现在中国的国情相似。
  
  这些青工中有不少人本来就是城镇里的混混、流氓,厮皮之类的人,无事都要生非的,更何况大量的年青人聚集在一起。于是打架,赌钱,偷盗、为男女之事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就太司空见惯了。并且年青男女多了,正是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期,发生一点偷情之类的事连上帝都禁止不了。厂里每年都要开年终大会,大会的主要功能不是表彰先进生产者,而是宣布对这些年青人的处分决定。每次处分都是精心计算好的,不多不少50个人,正好站在主席台下一长排。时间已经是70年代中期了,厂里对这些人比文革初期文明多了,不剃光头,不绑,但每个人胸前都挂得有一个大纸牌,上面用黑色的字大书“破鞋”、“小偷”、“破坏生产者”、“流氓”、“赌棍”等字样,处分都是一样的,开除厂籍,留厂察看。惟一区别的是察看一年或是两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每年只处分50人,并且不直接开除的道理了。第一是杀猴警鸡,留有余地。如果一次处分几百人,打击面过宽,被处分者不干了,厂子也就瘫痪了。第二是大礼堂台下并排最多只能站五十人。这些人不能直接推向社会,推向社会这些人就会成为景阳岗上吊睛白额的大虫,干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出来。当地政府也绝不容许企业将这些人真的开除了。当时对这种处分有一个很动人的名称,叫“惩前瑟后,治病救人。”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王小妮的话题上来。那时春节是要干活的,并且没有任何加班费。春节青工们请假成了车间领导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不准吧,人家一个小年青,每逢佳节倍思亲,并且人人手里都有不是母病危就是父病重的电报。让他们回去,生产怎么办?王小妮作为一家中惟一的女孩,春节更是想回到贵阳和家人团聚。但车间主任不能批,批了她的假下一个青工怎么办?实话实说,我们的车间主任虽然面相看上去的些凶恶,实际上还是一宅心仁厚的老头。
  
  假没有请到,王小妮心里难受,可是日子还要过。离春节只有几天了,她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说请不到假,不能回家过节了。
  
  再过几天就到年三十了。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呼啸的寒风中夹杂着小小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小刀子割一样生疼。这在贵州叫“凌夹雪,半个月”。年关时的天空阴沉沉的,像一块令人窒息的大锅盖扣在人们的头上,地上全是滑的要命的凌冰和又黑又脏的殘雪,出门鞋上要绑着一根草绳才能出门。
  
  王小妮的悲剧据说是这样发生的,临近春节的一天,矿山车间一个和她一起招工进来的贵阳青工给王小妮打了一个电话,问她回不回家过节。王小妮说请不到假,那青工说我也回不去,我约了几个人,也有女孩,大家一起吃个年夜饭吧,王小妮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除夕在凛烈的寒风中如期而至。几个年青男女一起过除夕,其中一个就是王小妮。他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了散装白酒,还杀了一只鸡,烧起了小钢灶,小钢灶上火锅里的白菜豆腐粉条之类炖得咕嘟咕嘟作响,又在食堂打了很多份菜,有鱼有肉,小小的宿舍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远离父母的一帮年青人在昏黄的灯光下过起了除夕。开始大家还正襟危坐,慢慢地精神就兴奋起来,不知是爱神的箭射中了这些年轻人还是酒精的催化作用,虽云雨缱绻的行为不会有,但亲嘴摸乳之类的事极可能会发生。
  
  正如墨菲定律所说的一样,该发生的坏事必然要发生。那军代表坚持了部队上的好传统,过春节要去工人宿舍查看,慰问一下那些节日在厂里坚持上班的工人。于是军代表带了厂办的两个年青人,就开始了他的巡查。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查到了王小妮他们正喝酒的宿舍,应该是看到了热吻之类的场面。军代表大怒,当场痛骂这帮有伤风化的狗男女,几个年青人被骂得狗血淋头,魂飞魄散。骂了一顿,军代表走了,如果这件事再不提,也就完了,军代表骂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过了半个月,全厂开大会,看到好多年青工还没有来上班,军代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想起春节查岗之事,在会上大骂,说有些女工,就像一块臭肉,招蜂引蝶,有个叫王小妮的女工,就是一块臭肉,春节和一帮男青工们喝酒鬼混。恰好那天王小妮也在会场,大家的目光刷地一下转向她。王小妮当时就觉得头顶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恨不得当场死了算了。散会后王小妮就去找车间主任陈述当时的情况,并请假回贵阳。车间主任知道她是冤屈的,安慰了她几句,给她批了假。王小妮回到贵阳后越想越想不开,第二天晚上就上吊了。
  
  王小妮的自杀在厂里引起很大震动,后来厂里取消了对处分职工站在前排挂黑牌的做法,对有作风问题的女工,也不在大会上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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